七月的南雄，暑气从稻田里升起。
江头镇涌溪村古码头遗址旁，一棵百年古榕撑起一片浓荫。树下，一位老人缓缓坐下，几名大学生围在身边。录音笔亮起红灯，没有人催促，也没有人打断，老人望着眼前缓缓流淌的溪河，慢慢打开了记忆。
他说，从前没有公路，那时村前溪河与浈江水系相通，粮食、木材、山货多经水路转运。老人记得，码头最繁忙的时候，常有二三十艘船停泊往来。顺着涌溪河汇入浈江水系，船只可一路通往南雄、韶关，远些还能抵达广州。到了端午，平日摆渡的木船装上龙头，就成了龙舟。一条船十七八个人，船头击鼓，船尾掌舵，邓、吴两姓各组一队，河岸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。
老人叫邓功海。提起这些往事，他说得很慢，仿佛眼前仍停着当年的木船。
“那时候端午可热闹了，几条船在河里比，岸上站满了人。桥修好了，船就不用了，龙舟也划不成了。”
老人1952年出生，1969年入伍，1976年退伍，后来长期在基层工作，退休后回到家乡。对于他来说，古码头所在的水陆节点，曾是村庄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，也是老人记忆中最热闹的地方。船只、渡口、商旅、龙舟，都是那个年代最鲜活的记忆。
2000年，涌溪大桥建成，摆渡船退出历史舞台，延续多年的龙舟竞渡也随之停止。另一位老支书回忆修桥时的情景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“修那桥的时候，我挨家挨户去做工作。桥修好的那天，全村人都来看了，大家高兴得很，再也不用冒险坐渡船了。”
队员们没有急着提问，只是一边听，一边记录。有人低头写字，有人轻轻调整录音笔的位置。老人停下来时，树下便安静几秒，只剩河风吹过树叶的声音。
他们知道，这些讲述，今后都会成为村史的一部分。
几天后，队伍来到主田镇城门村。
原村党支部书记雷名连专程从韶关赶回村里参加访谈。
她讲起“城门”这个名字的由来。相传古时曾计划在这里建县城，后来因水源不足而放弃，“城门”却一直沿用至今。她也讲起自己担任村干部时的经历：那时村集体收入微薄，还背着债务。为了发展产业，她带着干部外出学习，逐户丈量土地、调解地界，推进垦造水田，把大片撂荒红沙土重新变成连片农田；又组织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，多方奔走，尽力保住村里的小学。
说起孩子，她语气坚定。
“再穷都不能穷教育，再怎么样都得把孩子教育好。”
对于队员们来说，真正忙碌的时候，是每天晚上。
白天采访结束后，他们回到驻地，把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录音导入AI进行文字转写。
第一份纪要出来时，大家忍不住笑了。
AI把“涌溪村”识别成了“桂村”。
这次“小插曲”也让他们很快形成了一条原则：AI可以帮助整理，却不能代替考证。
老人讲到一个年份，就翻《全粤村情》、镇村资料和历史档案逐一核实；两份材料说法不同，就继续查找证据，而不是凭印象选择一种说法。方言听不懂，请村干部重新解释；一句话没有依据，就暂时保留，不轻易写进正文。
他们渐渐明白，村史并不是把录音整理成文字那么简单。
真正重要的，是让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，让每一段记忆都找到自己的出处。
几天的走访中，他们先后走进古码头、祠堂、老礼堂、集群烤房，也走进老人们的客厅和院子。
有人讲的是码头，有人讲的是龙舟；有人讲修桥修路，有人讲种烟种稻；有人记得渡船摆渡的岁月，也有人讲起如今村里的变化。
这些看似平常的讲述，拼接起来，就是一座村庄几十年的发展轨迹。
对于年轻队员来说，这也是一次重新认识乡村的过程。
出发之前，他们以为村史只是一本书；走完两个村以后，他们发现，村史首先是一群人的记忆。
一本村史，可以写成几万字；而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故事，却可能随着时间一起消失。
离开涌溪那天下午，古榕树的树影慢慢移向河边。
录音笔已经停止工作，老人们讲过的故事却仍在耳边回响——古码头的船影、端午龙舟的鼓点，还有那座改变村庄出行方式的大桥，都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鲜活起来。
后来，这些声音会被整理成文字，汇入《村民讲村史》的书稿；再后来，它们也许会成为后来人重新认识家乡的一把钥匙。
对于村庄来说，留下来的，不只是一本村史，更是古码头的记忆、龙舟的乡俗、大桥见证的发展，以及那些真实生活过的人们。
而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，这个夏天最大的收获，也许不是完成一本村史，而是在一次次倾听中懂得：一座村庄真正值得留下来的，不只是建筑和风景，更是那些仍愿意讲述的人，与仍愿意倾听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