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件红毛衣我只穿了七天，就把它落在操场，连同大嫂指尖渗进线里的那点温热，遍寻不着。我像丢了魂。
四个月前，南昌火车站。
外墙上，“农业学大寨，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红漆标语，被日头晒得淡了几分，“人民”二字，红得有些皴裂了。月台上，母亲的手松了又紧。她没说出口的话，我懂——父亲走后，她咳血的帕子洗得发白，晾在绳上，总也不干。火车开动时，我把脸贴在玻璃上，她的蓝布衫逐渐缩成一个小点，像一粒被风吹散的苍耳。
大哥家在粤北一个小县城。推开门，三个侄子正围着矮桌争一碗番薯粥，大的五岁，最小的一岁。大嫂肚子抵着灶台，锅里只剩浅浅一层的粥底，正拿勺子慢慢刮着。他岳母坐在床沿搓麻绳，两间房，墙皮被岁月和潮气啃得斑驳，塞着六口人。哥嫂五十块的工资，要掰成三十份花。我的包袱落在地上，声音很轻。我看见大哥的眉头一下紧锁。
冬天，风像钝刀子刮脸。我缩进衣领，三个侄儿蹲在墙角晒太阳：卫生衣硬邦邦地支棱着，二侄儿的膝盖从补丁洞里露出来，紫红紫红的。
那晚大嫂在煤油灯下织毛衣，肚子顶得老高。大哥抓起毛线捻了捻，手停在半空，“羊毛线？”话音未落，那团那羊毛线已甩回笸箩。“十八块……得攒多少天？”大嫂没搭话，针脚密了一寸。
大哥接连几天晚饭只喝一碗粥水，把稠的留给侄儿和我。
一天深夜，我被尿憋醒，窗外风像野兽在咆哮。我颤抖着身子冲进厕所，回房时看见大嫂房里还有一豆灯火，大嫂弓着背，毛线在膝头堆成小山。她脚边的筐里，睡着最小的侄儿。她的手每织几针，食指与拇指便会无意识地搓捻一下针尖，然后，下意识地轻轻晃一下筐。大哥正在给大嫂揉肩，沉着脸。
“给谁织的？”
“去睡，别冻着。”大嫂手没停望了大哥一眼。
毛衣织好的那天，大嫂把我拽进里屋。抖开来的瞬间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红色，那么艳，像撷下了一抹晚霞，又像捧住一颗跳着的、温温的心脏。三个侄子站在门口，最大的那个，冻红的小手里还攥着半块红薯。
“试试。”
我这才看见大嫂指尖的裂口，渗着血丝。
她把毛衣塞给我，转身去灶台添火，火噼啪一响的刹那，我瞥见她抬起手，在后腰上短促地按了一下。
晚上，我假装在院子里看星星，其实耳朵正正贴着墙。从哥从嫂的谈话中得知，羊毛线十八块钱，是大嫂从牙缝里抠了四个月攒的。
每天晚上脱下毛衣，我都小心翼翼叠好放在枕边。那天下午，上体育课，我把它系在操场边的酸枣树上，下课时竟忘了拿，待想起来心急火燎跑回去找，树上空落落的，我的心也空落落的。天，暗下来了。酸枣树的影子像大嫂弓着的背，一把将我掐住。我，不敢回家。
大嫂下班在巷口看见我，我怯怯地哽咽：“毛……衣……丢了……”她没说话，把我拉回家。
饭桌上，她把最后一块炒鸡蛋夹进我碗里——那是家里唯一的荤菜。
大哥吃完饭，起身，手碰了碰我肩膀，就走了。
过了几天，笸箩里又出现一团红毛线，比上次的更艳，更亮，灼灼地。旁边，叠着大哥的旧棉袄，袖口一绺灰白的棉絮露出来，被线头胡乱缠了几道。
那天晚饭的粥，清得照人，三个侄儿罕见地没有争抢。老大嘟囔了一句“饿”，大嫂盛粥的手像被无形的火舌舔了一下，倏地一颤。她眼睫垂下去，将自己碗里的粥，默默拨了一大半进他碗里。
晚上，我被大哥的声音吵醒。
“羊毛线！十八块！你有几个十八块！”
“嘘，小点声！没见她冻得嘴唇都紫了？”
声音是从虚掩的门缝里漏出来的。我赤足摸到门口。
“看到老二紫红的膝盖从破洞露出来，我犹豫过。”大嫂的声音捻得又细又低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
话在冷空气里悬了一会儿。
“等老二长大了……他总会明白的。”她像在自言自语，声音轻得如同叹息。
大哥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大嫂极低地、含混地“嗯”了一声，那声音不像答应，倒像把一声哽咽，及时地吞回了喉咙里。随后，织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
我赤足站在冰凉的地上，泪砸下去。黑暗中，只听见咔，嗒，咔，嗒……不像在编织毛衣，倒像在用最钝的针，执着地挑破厚厚的夜幕，让一丝光透进来。
